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吕不韦《吕氏春秋·务大》
家乃一小国，国乃千万家。若逢国家动荡之时，覆巢之下无完卵，家必破人亦必亡。一人一家不足成活必有怒，却是千万人百万户不足成活，便是民不聊生，则乱必生国恒亡。家国与人三者间素来维持着相对的平衡状态，纵观古今之太平莫不是国强、家兴、民旺。
若其间之一者失衡势必导致另两者倾覆在即。但逢乱世，皆是国破抑或民弱，即内外之动乱。“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国之兴亡，在于维持三者之和。
一、山东出响马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每逢国家动乱之时，必然意味着人民的水深火热，唐代时期安史之乱便是典型。而若是国家大肆剥削以至于民不聊生，自然有无数志士迫于无奈之下奋起反抗，历史诸多起义事件皆是此理。毕竟若非无法存活，谁愿拿身家性命去赌博？
古今起义者，实质上从某种角度来看在当政者的眼中皆是“土匪”。而土匪之中不乏走投无路、逼上梁山者，亦有不思进取、存心为恶者。但总而言之，这一类人之中绝大多数是因生计所迫。
此外，土匪的存在亦是贯穿中国古代，即便近代依旧为人所熟知，且因此而衍生出了诸多细致划分以及故事。
“山东出响马”一句多数人是耳熟能详的，而响马一称便是由土匪衍生而来。自东汉之后，山东一带的土匪常在马脖子上挂满铃铛，马跑动之时铃铛作响，因此称为响马。此外亦有一重原因在于，土匪往往劫掠商贾旅队，骑马可来去如风避免官府追究。
另有一种说法在于，明朝马政颓废，以至于对于山东养马户家压迫深重，因此养马者不堪重负奋起反抗，聚集了大批流民与马匹，被彼时政府成为“响马盗”。此一称呼便由此而来。
不过总而言之，响马所指之土匪普遍是由生活所迫以致落草为寇的普通百姓组成，通常古代起义军的前身便是土匪。唐朝时期的“瓦岗寨”便是一例，而在近代时期，因为建国之前的时代动荡，响马亦是不计其数。
不仅是山东一带，中国古代各地皆有土匪诞生，而又因其行径与区别有着不同的称谓，如南方临海地区的海盗、东北地区绿林好汉等等。“山东出响马”只是其中一例罢了，而这一句实质上另有着少有人知的后半句，“河南出蹚将”。
“山东出响马，河南出蹚将”响马是土匪，蹚将是什么呢？自然也是土匪，不过称呼之不同也注定着响马与蹚将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的便是皆因时局动荡，不堪承受压迫而奋起反抗的黎民百姓。
二、河南出蹚将
“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 老汤’，就谈虎色变。”在朱新繁的《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之中有着这样的一段记载。何以至于河南人民称土匪为“老汤”又与“河南出蹚将”有着怎样一番关联？首先便在于另一称呼“蹚匠”。
民国晚期，河南境内存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他们常年流动，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则接受雇佣从事梯田、沟渠之类的农田灌溉工程的养护与修理工作。这些人被当地人民称为“蹚匠”。
不过时逢乱世，一切皆是极易生变的。打工者若是有处打工自然无可厚非，可以自食其力，但若是因为变故没有了赖以生存的活计，便意味着生存的希望渺茫，由此自然迫于无奈之下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
此外，历代外出打工者多是三五成群聚集大堆，以此来互相依偎共谋发展，这一部分人内部非常团结并且身在异地自然敏感，稍有不当引导便会诱发出动乱。
因此，随着时代动荡以至于赖以生存的活计减少，无所事事之下这群人便沦为草寇。所谓“老汤”“蹚将”便是因蹚将这一群体大批量的成为土匪而衍生。
无论是“山东响马”抑或“河南蹚将”究其本质便如上述乃是因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以及天灾人祸所造成的民不聊生所造就，然而除此之外这些人普遍恪守着另一重规矩。
经由上述不难发现，土匪亦多是无奈之辈，且其之出身往往是广大的农民阶级。他们本是普普通通的农民因此与农民之间自然较为亲近，从某种角度上来看是属于由农民之中诞生而出的武装势力。纵观我党之抗战解放的胜利，便在于团结了广大的农民阶级。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土匪而言并不会去伤害农民，往往他们的目标放在那些上层阶级的商贾富人身上，甚至于不乏“达则兼济天下”之辈做出“劫富济贫”之事。
当然任何事物皆有其两面性，任何一个群体之中皆有着好坏之别，政府之中尚且有坏人又遑论群众之间？而土匪本就是过的刀口舔血之生活，其中亦不乏背弃初衷，继而鱼肉百姓之人。因此土匪之中亦有“义匪”与“恶匪”之别。
三、土匪之来龙去脉
任何一个土匪群体诞生之初的本质通常在于乱世之中无法生存而抱团取暖。随着络绎不绝的加入者，实力亦随之不断壮大，因此积蓄了一股股非同凡响的力量。
纵观其间之来龙去脉，与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之中的一句话颇为相似“决定乞丐人数的不在于丐帮的广招人士，而在于决定天下走势的皇帝，若是四海升平，人人安居乐业谁又愿意去当乞丐呢？”
话虽糙但理不粗，其间之乞丐形同土匪，一如前文之中国、家、人三者之间的相辅相成，乃是同理。为何时至今日无有土匪？便在于今日国家之繁荣，人民之富裕。“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一句对于许多人并不陌生。究其本质便与土匪的诞生实属同理。
人类之善良道德等皆是由后天赋予的，对于穷山恶水之地的人首当其冲的便是后天道德教育之不足，因此匮乏通俗之下的社会秩序认知。一如当代许多老年人不知红绿灯为何物而强闯，我们看来是错的，当站在他的角度却是无错。
此外，人性是建立在兽性基础上的，当一个人面临危及生存之时，往往兽性便会壮大吞噬理性，因此作出许多的应激反应。
对于穷山恶水之人，生存显然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所谓道德是在生活富裕基础上衍生的，而对于这些人显然不具备去追求道德的条件，在他们眼中生存大于一切，至于“恶”便是生存之本。
与此同理的则是土匪的一切。或许他们昔年间亦曾是道德之人，但是当生存的环境不复存在，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之时，受恐惧驱动之下应激反应便会控制一个人的内心。因此将世俗观念弃之于不顾，生存才是王道。
纵观古代乱世之乱，并不仅仅在于军队之征伐，更是地方人民为了生存而做出诸多形同土匪一般的应激反应。若说人的应激反应在于胡乱挥动拳头，那么土匪的诞生便是一个时代广大群众的应激反应。
总而言之，响马也好，蹚将也罢，但凡土匪实质上多是无奈之人的无奈之举罢了。
